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提出，经过五年努力，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，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；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，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，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。

　　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可视为关于空气治理的“顶层设计”。此前，在环保治理上，各地也给出了不少时间表或承诺，但从舆情反馈看，只能说期待与疑虑并重。必须承认，环境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，治理过程本身就是很好的“答卷”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，即公众的环保权利得到怎样的保障与加强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五年前，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就指出，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zui终动力来自于公众。而近年来，民众对于环保的参与热情也在大大小小的环保事件中多次被证明。

　　目前的环保困境，恰恰是体现于监管部门也即行政力量与污染企业的单兵作战，且缺乏有效监督的监管部门又常常被污染企业“俘获”。虽然，从大的背景而言，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产业现状和官员政绩考核的唯GDP化有关，但是民意的缺席和难以形成真正的制约效力，也是产业升级和政绩考核体系优化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成因。

　　在某种程度上，检视政府对于治污的诚意与效果，公众环保权利的实现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指标。这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，污染信息的公开程度，环保公益诉讼主体的开放程度等等。保障公众的环保权利，于环保治理，是拓宽官民共治；于简政放权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，培育社会力量。它的作用是双向的，既监督监管部门的环保执法，又监督企业的生产行为。

　　改变单纯的由上至下的科层制环保治理体系，横向拓展公民的环保权益，更在于，公民个人对于环境的权益zui为敏感，具有天然的“监管”动力。但现实中，发现污染并非难事，多见的恰是污染被发现后，监管部门无可奈何或是“无动于衷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保组织的发展，就当起到重要作用。

　　面对环保执法一直较弱的现状，不少人认为应该为环保部门扩权，这当然是一个方向，但这依然沿袭的是旧有的行政扩权治理思维，扶持民间环保组织的成长并在法律上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主体资格，降低公众的参与成本，从成熟国家的经验而言，无疑更值得尝试。

　　此次的计划对此也有明确暗示，如要求各地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程度，广泛动员社会参与。各地在落实过程中，当以更加具体的细节规定来充实这一内涵。可以肯定的是，“美丽中国”的建构过程，必定是公众环保权利日渐充盈的过程，“美丽中国”，也一定是环保权利的春天。